父亲高中毕业后，没能考上大学，成为了一名的民办教师。
他在好几个村小学代过课。那些年，村小学比较普遍，民办教师常常一个人撑起一个学校。往往，村小学，人数并不多，一个年级最多也就10几个学生。作为民办教师，自然没有正式教师的优厚待遇（其实那时候，正式教师的待遇也好不到哪里去），民办教师的工资也就40块钱一个月。所以，很多民办教师削尖了脑袋，也要拱到正式的编制。父亲运气不好，他没有拱到。
父亲教师生涯的最后一站是乌苏小学，那时我2~3岁。父亲每天带我一起去学校，他常常一手提着学生的作业本和我们的午饭，一手牵着我的小手。大部分的时候，我是骑在他的肩上的。去乌苏要走一段路，经过一个小山谷，父亲常常会放我下来，双手舀山泉水给我擦脸，然后继续赶路。
在学校里，父亲上课后，我就去隔壁班玩（没有老师代课），他的学生们常常逗我玩，用各种颜色的粉笔在我脸上涂鸦。有时他在讲台上上课，我在教室后面的桌子上睡觉，一会儿就滚到了地上。有一次下课后，大家捉迷藏，一个学生把我藏在粉笔柜里。上课后也没有人来找我，等到他们找到我时，我已在粉笔柜里睡了一节课。
中午，父亲常常爬上学校操场的树，给他的学生们抓金龟子，然后用一根细线绑住它们，学生们一手牵着线的一头，金龟子飞起来，也飞不走。有一天早上，学生们在隔壁废弃教室的门口围着，原来是一条蛇和一只老鼠缠在了一起，大概是蛇先咬住了老鼠，结果老鼠反过来咬住蛇，最后同归于尽了。那时，我知道，原来老鼠也不是任蛇欺负的。后来，我见过蟾蜍和蛇，老鼠和蛇，常常想起那个画面。
据说父亲当老师那会儿，严厉地很，常常打不听话、调皮的学生，而家长们常常鼓励老师在学生不听话的时候，可以动用武力，解决问题。后来，我读书时，我奶奶也是这么跟我的班主任说的。一年级我挨过一次打，我两个弟弟则是常常挨老师的打，一直到初中。现在想起来，我仍然毛骨悚然。也许是命运使然，我一年级的班主任语文老师，还有数学老师，也是我父亲的直接老师，这样算来，父亲是我的N级学长。如果说，父亲当老师后很严，也是情有可原。然而在我记忆里，父亲是没有打过学生的。相反，他很疼爱自己的学生。直到现在，他仍然认得他的很多学生，甚至见面也能叫上名字，当然，那些学生记得他，也记得我。
那时大家都很穷，父亲没能走出大山，则把仅有的希望寄托在了自己学生的身上。书本里朱自清的《背影》课文后面写道：父亲像一把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子女射出大山。对于像父亲这样的民办教师，他们的“子女”，一定是包括自己的学生的。前些日子，父亲跟我说，他的一个学生在广东干的很不错，专门去大岭山，请他和娘吃了一顿饭。餐桌上，他觉得很没有面子，作为学生的老师，竟然没有自己的学生混得好。而我却感到很自豪，学生一定是要比老师强，这才有希望。我也希望我以前的学生将来比我强，如果有一天，他们请我和未来师娘吃饭，我一定昂首挺胸去。
大概在我四岁时，父亲辞了职。其实，民办教师的那点可怜的工资已经不足以养家糊口，最大的原因在于，学生越来越少，村小逐渐被乡（镇）小合并，民办教师面临着无路可走、下岗转业的窘境，在继续教书希望渺茫的无奈下，只好另谋他路。在90年代中期，国内掀起了外出务工的浪潮，农村剩余的劳动力往沿海城市涌，而父亲，搭上了这个浪潮，南下去了深圳。
父亲也喜欢写东西。最早可追溯到90年代末期。2009年的暑假，我到过东莞，翻过父亲的一些文字。其中有很多描写的是那段教师生涯的美好回忆，当然也有满满的遗憾和无奈。对于他的整个人生而言，那段时间不算太长，而恰恰是这段时间，他觉得自己如夏花一样灿烂。
前两年，国家要给以前的民办教师们发补贴，父亲寄了些材料回去，具体有没有领到补贴，我不得而知。我看过很多关于民办教师的文章，大部分是来自在西部贫困地区。很多民办教师，在自己的岗位上，拿着微薄的工资，竟然坚持了一辈子。彭先生在他的文章里有一张一个老师在黑板上写的一句话：少说漂亮话，多做平凡事！因为这句话，我常常想起我的父亲。我确信他没有说过这句话，可那些年，他站在一个破落不堪的小山区教室的三尺讲台上，默默坚守自己的岗位和理想，践行着一个教师的职业操守。
在有限的民办教师生涯里，父亲终究没混出什么名堂来。在我眼里，曾经他也只是一名地地道道的民办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