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太阳下的风景》（节选） [复制链接]

……我们那个小小山城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常常令孩子们产生奔赴他乡的献身的幻想。从历史角度看来，这既不协调且充满悲凉，以至表叔和我都是在十二三岁时背着小小包袱，顺着小河，穿过洞庭去“翻阅另一本大书”的。

节选自《太阳下的风景》

（一）
从十二岁出来，在外头生活了将近四十五年，才觉得我们那个县城实在是太小了。不过，在天涯海角，我都为它骄傲，它就应该是那么小，那么精致而严密，那么结实。它也实在是太美了，以至以后的几十年我到哪里也觉得还是我自己的故乡好；原来，有时候，还以为可能是自己的偏见。最近两次听到新西兰的老人艾黎说：“中国有两个最美的小城，第一是湖南凤凰，第二是福建的长汀……”他是以一个在中国生活了将近六十年的老朋友说这番话的，我真是感激而高兴。

我那个城，在湘西靠贵州省的山坳里。城一半在起伏的小山坡上，有一些峡谷，一些古老的森林和草地，用一道精致的石头城墙上上下下地绣起一个圈来圈住。圈外头仍然那么好看，有一座大桥，桥上层叠着二十四间住家的房子，晴天里晾着红红绿绿的衣服，桥中间是一条有瓦顶棚的小街，卖着奇奇怪怪的东西。桥下游的河流拐了一个弯，有学问的设计师在拐弯的地方使尽了本事，盖了一座万寿宫，宫外左侧还点缀一座小白塔。于是，成天就能在桥上欣赏好看的倒影。

城里城外都是密密的、暗蓝色的参天大树，街上红石板青石板铺的路，路底有下水道，蔷薇、木香、狗脚梅、橘柚，诸多花果树木往往从家家户户的白墙里探出枝条来。关起门，下雨的时候，能听到穿生牛皮钉鞋的过路人丁丁丁地从门口走过。还能听到庙檐四角的“铁马”风铃丁丁当当的声音。下雪的时候，尤其动人，因为经常一落即有二尺来厚。

最近我在家乡听到一位苗族老人这么说，打从县城对面的“累烧坡”半山下来，就能听到城里“哄哄哄”的市声，闻到油炸粑粑的香味。实际上那距离还在六七里之遥。

城里多清泉，泉水从山岩石缝里渗透出来，古老的祖先就着石壁挖了一眼一眼壁炉似的竖穹，人们用新竹子做成的长勺从里头将水舀起来。年代久远，泉水四周长满了羊齿植物，映得周围一片绿，想起宋人赞美柳永的话“有井水处必有柳词”，我想，好诗好词总是应该在这种地方长出来才好。

我爸爸在县里的男小学做校长，妈妈在女小学做校长。妈妈和爸爸都是在师范学校学音乐美术的，不知道什么时候爸爸用他在当地颇有名气的拿手杰作通草刻花作品去参加了一次“巴拿马赛会”（天晓得是一次什么博览会），得了个铜牌奖，很使他生了一次大气（他原冀得到一块大金牌的）。虽然口昧太高，这个铜牌奖毕竟使他增长了怀才不遇的骄傲快感。这个人一直是自得其乐的。他按得一手极复杂的大和弦风琴，常常闭着眼睛品尝音乐给他的其他东西换不来的快感。以后的许多潦倒失业的时光，他都是靠风琴里的和弦与闭着的眼睛度过的。我的祖母不爱听那些声音，尤其不爱看我爸爸那副“与世无争随遇而安”的神气，所以一经过聒噪的风琴旁边时就嘟嘟囔囔，说这个家就是让这部风琴弄败的。可是这风琴却是当时本县惟一的新事物。

妈妈一心一意还在做她的女学校校长，也兼美术和音乐课。从专业上说，她比爸爸差多了，但人很能干，精力尤其旺盛。每个月都能从上海北京收到许多美术音乐教材。她教的舞蹈是很出色而大胆的，记得因为舞蹈是否有伤风化的问题和当地的行政长官狠狠地干过几仗，而都是以她的胜利告终。她第一个剪短发，第一个穿短裙，也鼓励她的学生这么做。在当时的确是颇有胆识的。

看过几次电影，《早春二月》那些歌，那间学校，那几位老师，那几株桃花李花，多么像我们过去的生活！

再过一段时候，爸爸妈妈的生活就寥落了，从外头回来的年轻人代替了他们。他们消沉，难过，以为是某些个人对不起他们。他们不明白这就是历史的规律，后浪推前浪啊！不久，爸爸到外地谋生去了，留下祖母和妈妈支撑着摇摇欲坠的自古相传的“古椿书屋”。每到月底，企盼着从外头寄回来的一点点打发日子的生活费。

有一天傍晚，我正在孔庙前文星街和一群孩子进行一场简直像真的厮杀的游戏，忽然一个孩子告诉我，你们家来了个北京客人！

我从来没亲眼见过北京客人。我们家有许许多多北京上海的照片，那都是我的亲戚们寄回来让大人们觉得有意思的东西，对孩子来说，它又不是糖，不是玩意，看看也就忘了。这一次来的是真人，那可不是个随随便便的事。

这个人和祖母围着火炉膛在矮凳上坐着，轻言细语地说着话，回头看见了我。

“这是老大吗？”那个人问。

“是呀！”祖母说，“底下还有四个咧！真是旺丁不旺财啊！”

“喂！”我问，“你是北京来的吗？”

“怎么那样口气？叫二表叔！”祖母说，“是你的从文表叔！”

我笑了，在他周围看了一圈，平平常常，穿了件灰布长衫。

“嗯……你坐过火车和轮船？”

他点点头。

“那好！”我说完马上冲出门去，继续我的战斗。一切一切都那么淡漠了。

几年以后，我将小学毕业，妈妈叫我到四十五里外的外婆家去告穷，给骂了一顿，倒也在外婆家住了一个多月。有一天，一个中学生和我谈了一些很深奥的问题，我一点也不懂，但我即将小学毕业，不能在这个中学生面前丢人，硬着头皮装着对答如流的口气问他，是不是知道从凤凰到北京要坐几次轮船和几次火车？

他好像也不太懂，这教我非常快乐。于是我又问他知不知道北京的沈从文？他是我爸爸的表弟，我的表叔。

“知道！他是个文学家，写过许多书，我有他的书，好极了，都是凤凰口气，都是凤凰事情，你要不要看？我有，我就给你拿去！”

他借的一本书叫做《八骏图》，我看了半天也不懂，“怎么搞的？见过这个人，又不认得他的书？写些什么狗皮唠糟的事？老子一点也不明白……”我把书还给那个中学生。

“怎么样？”

“唔、唔、唔。”

许多年过去了。

我流浪在福建德化山区里，在一家小瓷器作坊里做小工。我还不明白世界上有一种叫做工资的东西，所以老板给我水平极差的三顿伙食已经十分满足。有一天，老板说我的头发长得已经很不像话，简直像个犯人的时候，居然给了我一块钱。我高高兴兴地去理了一个“分头”，剩下的七角钱在书店买了一本《昆明冬景》。

我是冲着“沈从文”三个字去买的。钻进阁楼上又看了半天，仍然是一点意思也不懂。这我可真火了。我怎么可以一点也不懂呢？就这么七角钱？你还是我表积，我怎么一点也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呢？七角钱，你知不知道我这七角钱要派多少用场？知不知道我日子多不好过？我可怜的七角钱。

德化的跳蚤很多，摆一脸盆水在床板底下，身上哪里痒就朝哪里抓一把，然后狠狠往床下一摔，第二天，黑压压一盆底跳蚤。

德化出竹笋，柱子般粗一根，山民一人抬一根进城卖掉买盐回家。我们买来剁成丁子，抓两把米煮成一锅清粥，几个小孩一口气喝得精光，既不饱，也不补人，肚子给胀了半天，胀完了，和没有吃过一样。半年多，我大腿跟小腿都肿了起来，脸也肿了；但人也长大了……我是在学校跟一位姓吴的老师学的木刻，我那时是很自命不凡的，认为既然刻了木刻，就算是有了一个很好的倾向了。听说金华和丽水的一个木刻组织出现，就连忙把自己攒下来的一点钱寄去，算是入了正道，就更是自命不凡起来，而且还就地收了两个门徒。

甚惋惜的是，那两位好友其中之一给拉了壮丁，一个的媳妇给保长奸污受屈，我给他俩报了仇，就悄悄地离开了那个值得回忆的地方，不能再回去了。


注：很多年后，黄永玉在长沙岳麓书院做一个演讲，他与主持人之间发生了这样的对话：

主持人：
说到沈从文先生对黄老先生的影响，正好我手中有一个问题非常有意思，这位观众问在您写的《太阳F的风景——沈从文与我》一文当中，写下了很多谜，现在只挑一个来问您。文中写到您青少年时代在福建学习木刻的时候有两位好友，可惋惜的是，其中一位好友被拉去当了壮丁，另一位好友的媳妇给保长奸污、受辱了。您在文中写道“我给他俩报了仇就悄悄地离开了。”请问您是怎样报仇，怎样拔刀相助的呢？（哄堂、掌声）　

黄：我们是一起学木刻的，等于是我在教他们。一个是刻樟木箱子的小学教员，那个小教员很不幸，一个人把他的爱人污辱了，我也没有说我去报仇。我就问他那人住在哪里？他就告诉我了，住在铁匠铺的胡同里面。什么样子？他告诉我了。然后我找了一些清朝开大炮的小铁球，打出去很多粒的那种。我用羊皮包着。铁匠我也认识他，我住在铁匠铺门口。那是在德化。德化蚊子特别多，能够挡住人，像雾一样的。黄昏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走到里面去了，就是我朋友告诉我的那个形象，我当然给了他一下，但是没有打中，打中了肩膀，他就趴下去了。我就走了。（哄堂、掌声）

黄：我去了泉州，考战地服务团，两三百里路，走去的。过了几年，我们巡回演出，又回到了德化。搞公安的知道，犯罪的人常常喜欢回到原来犯罪的地方去看一看，有这么一种动机。隔了两三年了，我也想到当年作案的现场去看看。我去看了，那个铁匠已经不在了，我就向周围的人打听，但打听不到什么结果，但是有一个人歪着脖子在走，我问这个人是干什么的？他说是保甲长，抓壮丁的狗腿子。不是我要打的那个人，打错了。（掌声）但是也不错，打了保甲长。（掌声）



（二）
从文表叔许许多多回忆，都像是用花朵装点过的，充满了友谊的芬芳。他不像我，我永远学不像他，我有时用很大的感情去咒骂、去痛恨一些混蛋。他是非分明，有泾渭，但更多的是容忍和原谅。所以他能写那么好的小说。我不行，忿怒起来，连稿纸也撕了，扔在地上践踏也不解气。但我们都是故乡水土养大的子弟。

十八岁那年，他来到北京找他的舅舅——我的祖父。那位老人家当时在帮熊希龄搞香山慈幼院的基本建设工作，住在香山，论照顾，恐怕也没有多大的能力。从文表叔据说就住在城中的湖南会馆面西的一间十分潮湿长年有霉味的小亭子间里。到冬天，那当然是更加凉快透顶的了。

下着大雪，没有炉子，身上只两件夹衣，正用旧棉絮裹住双腿，双手发肿、流着鼻血在写他的小说。

敲门进来的是一位清瘦个子而穿着不十分讲究的、下巴略尖而眯缝着眼睛的中年人。

“找谁？”

“请问，沈从文先生住在哪里？”

“我就是。”

“哎呀……你就是沈从文……你原来这么小。……我是郁达夫，我看过你的文章，好好地写下去……我还会再来看你。……”

听到公寓大厨房炒菜打锅边，知道快开饭了。“你可吃包饭？”

“不。”

邀去附近吃了顿饭，内有葱炒羊肉片，结账时，一共约一元七角多，饭后两人又回到那个小小住处谈谈。

郁达夫走了，留下他的一条浅灰色羊毛围巾和吃饭后五元钞票找回的三元二毛几分钱。表叔俯在桌上哭了起来。

……

……

从文表叔有时也画画，那是一种极有韵致的妙物，但竟然不承认那是正式的作品，很快地收藏起来，但有时又很豪爽地告诉我，哪一天找一些好纸给你画些画。我知道，这种允诺是不容易兑现的。他自然是极懂画的，他提到某些画、某些工艺品高妙之处，我用了许多年才醒悟过来。

他也谈音乐，我怀疑这七个音符组合的常识他清不清楚。

但是他明显地理解音乐的深度，用文学的语言却阐述得非常透彻。

“音乐、时间和空间的关系。”

他也常常说，如果有人告诉他一些作曲的方法，一定写得出非常好听的音乐来。这一点，我特别相信，那是毫无疑问的。但我的孩子却偷偷地笑爷爷吹牛，他们说：“自然咯！如果上帝给我肌肉和力气，我就会成为大力士……”

孩子们不懂的是，即使有了肌肉和力气的大力士，也不一定是个杰出的智慧的大力士。

契诃夫说过写小说的极好的话：

“好与坏都不要叫出声来。”

这几乎是搞文学的基本规律和诀窍，也标志了文学的深广度和难度。

从文表叔的书里从来没有——美丽呀！雄伟呀！壮观呀！幽雅呀！悲伤呀！……这些词藻的泛滥，但在他的文章里，你都能感觉到它们的恰如其分的存在。

他的一篇小说《丈夫》，我的一位从事文学几十年的，和从文表叔没有见过面的前辈，十多年前读到之后，深受感动，他说：

“……这篇小说真像普希金说过的，‘伟大的俄罗斯的悲哀'……”

跟表叔的第三次见面是最令人难忘的了。经历的生活是如此漫长、如此浓郁，那么彩色斑斓；谁也没有料到，而恰好就把我们这两代表亲拴在一根小小的文化绳子上，像两只可笑的蚂蚱，在崎岖的道路上做着一种逼人的跳跃。

我们那个小小山城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常常令孩子们产生奔赴他乡的献身的幻想。从历史角度看来，这既不协调且充满悲凉，以至表叔和我都是在十二三岁时背着小小包袱，顺着小河，穿过洞庭去“翻阅另一本大书”的。

沈曾经写过一个文章《一个传奇的本事》，描写黄永玉一家的故事（黄永玉的父亲当年追求黄的母亲时，沈经常代黄永玉的父亲即沈的表哥写情书及传送情书）。当时黄还是一个二十左右的青年人，在上海靠艺术谋生，日子过得很艰难。关于这篇文章，黄后来在《太阳下的风景——我与沈从文》中这样写道：


在一九四六年或是一九四七年，他有过一篇长文章谈我的父母和我的行状，与其说是我的有趣的家世，不如说是我们乡土知识分子在大的历史变革中的写照。表面上，这文章有如山峦上抑扬的牧笛与江流上浮游的船歌相呼应的小协奏，实质上，这文章道尽了旧时代小知识分子与小山城相互依存的哀哀欲绝的悲惨命运。我在傍晚的大上海的马路上买到了这张报纸，就着街灯，一遍又一遍地读着，眼泪湿了报纸，热闹的街肆中没有任何过路的人打扰我，谁也不知道这哭着的孩子正读着他自己的故事。

        黄永玉的文章和他的绘画作品有着不可割断的血脉,就是大湘西那种朴实中带有力量和幽默.记得看过他的水浒人物小品,每个人物所传达出来的东西都会让我笑上一阵子,并且在幽默中又体现出性格,形象的逼真,脑袋中不停的提示自己:"那个人确实是这样的".

酷老头又酷又可爱又有才，我喜欢。

黄永玉我好像听说过，待我下次去查查。

上次去吉首在吉首大学逛了一下，那里有座黄永玉的纪念馆呢。可惜对这些高深的艺术没兴趣。加上进去貌似要门票，就只在外面隔着玻璃瞟了几眼。

    值得我们学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