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传来的阵阵急促的枪声让乐观的人们从世界和平的美梦中惊醒，西方世界的媒体甚至将其与美国2001年的“9.11”事件相提并论，事后整个欧洲草木皆兵，人们才意识到恐怖主义似乎比之前更加猖獗，出现了ISIS这样的极端组织组建的“实体政权”……
国内最近有件事我也一直在关注，就是关于转基因与非转基因之争，特别是最近反对转基因食品的公众代表人物崔永元与中国农业大学师生的一系列事件，立场上面的问题我不做评述，这方面争论也不是最近一两年的事情，但是关于争论方式的问题，我个人觉得崔的做法似乎是不妥的，具体何种方式有兴趣也可以去微博上观摩一下，不过这种欠妥的方式应该不是第一次采用了，上次记得是和隔壁学校的一位教授“争论”……让我个人感到更加不安的是看到他的狂热粉丝们对他无脑式的支持，因为这让我想起了“极端民粹主义”，我不是说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个“组织”，但至少他们让我产生了与之相关的某种联想。
为啥要将这两个主义放在一块儿说事呢？从本质上讲，他们其实都是反映了一小撮民众对于现存体制的极度不满，无论是极端恐怖主义（对现存的国际体制格局的不满），还是极端民粹主义（对现存国内体制格局的不满）。尽管让他们产生不满的“土壤”在现实世界中可能确实存在（霸权、腐败等等），但无疑其采取的应对措施实际上是是不妥当的，是事实上的损人不利己，比如恐怖分子这种自杀式的袭击行为以及民粹分子的拒绝任何合作的行为。
从逻辑上来分析这两种主义的行为模式，或者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让我们来了解这些群体的共性。据目前情况看来，绝大多数的极端恐怖分子其实和宗教是脱不了干系，涉及比较多就是伊斯兰教，而放眼当今世界的几大主流宗教，伊斯兰教应该总体上是偏保守的，同时宗教礼仪比较繁琐的，对其他宗教的容忍度也偏。而历史的资料显示，极端民粹主义很多的时候其实是和个人崇拜是息息相关。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存在对外物的极端崇拜现象，并且其对持有其他态度的群体的容忍度比较低。而根据经验，无论个人崇拜还是宗教崇拜，都容易产生一种叫做教条主义的玩意，正是这两种主义所造成的教条主义对于个人思想的禁锢，使得这些群体行为上存在教条式的偏好，从而无法用批判眼光地看待问题，进而与其他群体产生认知矛盾，又由于整个群体的比较低的认知“宽容度”，最终造成与其他群体产生行为矛盾。
当然这种作用机制可能远比我上面说的要来得复杂，因为与其他因素相比，文化的作用机制对于人的行为模式的影响往往是深远而持久的，同时也是最复杂的，很难去量化，所以以上的推论也只不过是一种猜测，至少在我这里能够“运行”得通。
在大致了解这两种群体的行为模式之后再来审视一下目前我们目前国际普遍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我们或许能够看出一些端倪来。对于恐怖主义，国际各界一直采取以军事为主要手段的打压的措施，但是好像收效不明显，恐怖主义势力一直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样子，好像我们的“打击”措施很少是从文化宗教上入手的。我倒觉得像基于宗教之上的恐怖主义，必须要依靠文化的手段来打击，最好当然是依靠宗教内部改革，自我修复净化，就像当年基督教的近代化改革一样，这样做的缺点是效果会更加不明显，结果将更加不可控制……现实情况下相对折中一点，在坚持军事打击的基础上，我们必须应该想一想怎么从文化上来针对恐怖主义。
对于极端民粹主义，好像没有明显的系统性的策略存在，而且很多时候“民粹”都和“民主”“自由”等混杂在一起，民间尤为如此，而官方也常常是出事了才出面干预，这种基本上是依靠民众的自制力和认知力来抵御的，基础教育则显得尤为重要，所以对于儿童以及青少年，可以考虑在课程中加入对于极端民粹主义相关内容，让其充分了解其危害。对于成人，可以做一些公益广告或者公益活动，让极端民粹主义的危害为大家所知。
